慎言“网络暴民”

liko

、“虐猫案”、“韩白之争”等多次。网络“风潮”经传统媒介传递，对全社会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。于是，看不惯某些网络言论(行为)的人们，忍不住要对网络和网民发出批判的声音了。这种批判(中性的非“文革”语义的)，如果是旨在兴利除弊的忠告和警醒，可收曲突徙薪防范未然或剔疽消痈扶正祛邪之效，是应当肯定的；如果激愤太甚，指斥过火，适得其反徒惹被批者反感，亦自伤情志，于事无补。
　　最近，“反思”网络言论、网络事件的报刊文章不少。4月17日出版的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封面专题是《博客病了》。一组7篇文章，首篇是《博客如何成了垃圾场？》；主打文章是《网络的自由幻象》；最后一篇是以台湾同胞为“前车之鉴”的《从“全民开讲”到“乱民全讲”》。专题文章的报道与分析不能说没有根据和道理，心忧天下之心够“长”的了，而出语就更是够“重”的了：中国可能出现一伙“乱民”！
　　而4月17日出版的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封面专题干脆就叫《网络暴民》，讨伐之意跃然纸上。封面人物构图摹仿红卫兵造型，不过他们“造反”用的武器是鼠标、键盘还有一本啥东西。
　　我理解媒体的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，但这样夸张的用语是否太过了？“三联”周刊这个专题以“韩白之争”为主要的分析材料。莫非杂志的这些文章和用语正如对白烨讲粗口的韩寒所言，“其实这就是个游戏，许多参与的人根本就是把它当作获得快乐的渠道，所以别太当真”，而我则属于总想“严肃讨论问题”的“老一代”？其实，在我看来，韩白之争中，韩寒的话就其内容来说大多是相当严肃的，不该之处在于把粗野当真率有趣，而白烨的“文坛”论实质上是无聊的。
　　无论如何，对“网络暴民”、“乱民”之类的称谓，我是颇不以为然的。套用一个传统说法，网络无疑在中国是“新生事物”，方兴未艾之时难免泥沙俱下、鱼龙混杂，只能在发展中走向规范和有序，我们应当多讲兴利除弊，慎言斗争色彩颇重的“除暴安良”。
　　如果是窃取公私钱财、诈骗、做色情交易、泄露国家机密和公民隐私、造谣诬蔑侮辱公民人格等等刑事犯罪，无论是否利用网络这种工具，都可以说是犯罪分子；即使犯罪分子，若不用暴力、不以反社会反国家政权为目的，也不宜统称“暴民”、“乱民”。而在言论自由的范围内，即便用语不文明不道德，那也还是一个批评教育的问题，更不能动辄将人打入“暴民”之列。倘若没有这样的宽容(不等于无原则纵容)态度，中国不仅发展不了互联网技术，而且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力量来建设和谐社会也将是一句空话。须知，在虚拟网络上扔“板砖”、喷“口水”与在现实生活中闹事、施暴，是不能混为一谈的。我猜想，“网络暴民”这样的语词，大约来源于“多数人的暴政”、“暴民专制”之类对“大民主”的担忧。但是轻易给人家戴上“暴民”的荆冠，难道不正是一种语言暴力吗？
　　应当承认，作为“文革”遗风的红卫兵思维和大批判语言，以及更早的鲁迅所批评的“水浒气”(江湖流民的暴戾)在中国远未消失，而今利用互联网造谣生事诋毁人又成本极低，制造网络事件容易赚眼球捞名利，起哄发泄可获得某种变态的快感……所以，我们要规范要自律要提倡网络文明。但这一切，都不能构成从整体上贬低网络和网民的理由。毕竟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现代化潮流，它为普通人提供了参与公共表达的平台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交往空间。
　　在这个问题上，我觉得一些专家学者和文化人远不如有识见的官员开明。据新华社4月18日电，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在“非煤矿山、危化品、烟花爆竹领域推进安全生产许可及整顿关闭工作视频会议”上说，“现在开始，凡是媒体、互联网曝光的安全事故，安监系统都有责任查清”。李毅中对网络信息的高度重视不为无因。让1亿网民都成为安监局的“卧底”，随时可以举报安全隐患，这种力量是哪个地方官员和老板能压制住的？我们忘不了，南丹矿难最先就是网上披露的。
　　网络不过是技术工具，即便如水如火，为祸为福也事在人为，看我们有无兴利除弊的能力。古语云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”，不慌不惧，趋避有道的自信我们应当具备。(